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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周记者昭贤那篇《贺孔才先生》存入手机，这就仿佛我们一起去采访海西草堂了。他带我走进1946年4月1日晚的潭西书屋，我则带他寻访2010年代的贺家故居。我的任务，是注定完成不了的，我无法领他准确找到他70年前造访过的贺家厅堂，他则可以随时向我重现那晚采访贺孔才的谈笑场景。趁他等待贺先生的机会，我在手机里调出另一篇文字，作者是贺永新，贺培新（孔才）的堂弟。这位小贺孔才34岁的堂弟写的回忆文章，周记者一定没有读过，因为其写作时间为2015年，原是应《贺培新集》编者王达敏先生之邀专门写的。我想告诉周记者的是，这位贺永新先生小时候可是他所服务的《天津民国日报》的忠实读者。没准儿此刻他正在家读报呢。“每天晚饭后灯下读报”，这是他文章里说的。这位周记者当时知不知道贺孔才是《天津民国日报》的董事？他所专访的人乃是他的老板之一。然而，1946年那会儿，贺永新已经知道这些。他在文章里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孔才之兄贺翊新从大后方回到北平，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时局关系，河北省政府在北平办公。……以后连续三年，翊新兄和孔才兄在大年初一都带上我乘车拜会一批在北平的官员和文化名人，并向人介绍“这是我六弟”。其意我想一是让我感受一下这些社会人士的生活氛围，体验一下交友待客之道；再是也含有日后多关照、提携的意思，可谓用心良苦。…孔才兄当时是《天津民国日报》的董事。从1946年起，他让报社给我家送《天津民国日报》和《天津民国日报画刊》，连续三年未曾中断。当时我不过八、九岁，……报纸在天津出版，每天傍晚送报人会把报刊送到订户家中。于是每天晚饭后的灯下读报，就成了我一项必修的“功课”……《天津民国日报》是一份大报，对开6—8版。我就翻看时政要闻，关注名人行踪，也看社会新闻。至今还记得四川有一位女子，杨姓，不吃饭而正常地生活着，被称为“杨妹”，又发照片，又发访谈，还有追踪报道，直闹了一个多月。在人人惊叹之余，被告知她在隔离观察之时偷偷地进食，于是“真相大白”……。奧！此刻贺孔才先生已经出来接受周记者采访了。好吧，听他们聊天——周：抗战这几年，贺先生一定过得很苦闷吧。贺：我在中大作秘书长时，有一次中大附中邀我去讲演，在当时的环境里，我讲什么呢？敌人的耳目遍地皆是，这真叫人发愁。结果我把《论语》打开了，尽量的摘出高节不屈的句子，才作成一篇讲演的纲领，题目定为“如何作一个完人”。表面上虽然讲的是圣经贤传，骨子里可针对实事，给了学生许多精神上的暗示。周：先生最近有什么著述呢？贺：抗战期间，我作诗数百首，其中与同志友好咏怀之作，最近已辑成《岁寒集》。平津沦陷期间，敌人压迫重重，无辜的同胞蹂躏垂死，压榨殆尽，真是黑暗闷人的日子。所以您可以注意到，那段时间我咏月的诗特多。周：听说抗战时先生奉行着“只吟诗，不写文”的信条，为什么？贺：哈哈！这其中有蹊跷。中国诗解释起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这样讲既讲得通，那么说有时也过得去。当日我这些抗敌不屈、忧感为国的歌咏，即或不幸一旦被敌发现，我也可以和他们胡讲，使他们听得不着边际。这不比文章，一是一，二是二，那他们会从纸上直接抓住你真实的思想。周：先生是有名的书法家，可否给想学写字的青年几个忠告？贺：我主张以唐人的字为基础，我尤其推崇欧虞两家。可以从唐入手，进而上溯汉魏，这样或许可以做到笔势不拘一家一派，进而糅合融通，独具风格。周：先生也精研篆书，所镌印章已不下两千方，听说凡友来求，有求必应，是这样吧？贺：我自己练字、学艺术，却拿人家的纸和石头来用，何乐而不为呢？周：先生是古文大家，1937年就出版了《天游室集》，尚有《史记评注》《文范注》《诗范注》三种尚待付梓。能否谈谈您的文学主张？贺：我以为，学文应当由近代入手，追溯古代，知今然后求古。我最喜欢读的，是《孟子》《庄子》《史记》里的文章，集部则最爱韩愈、杜甫、陶渊明、陆游等人的作品。我有一部古文讲义，名为《文编》，天津民国日报社刚刚出版，您应该见过了。周：先生在家，日常生活，亲力亲为，一草一木，皆存关爱，还爱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在文人中是不多见的啊！贺：周先生，对不起，不要称我为“文人”或“诗人”。您有所不知，贺某最怕这两个称号，也许是因为我对“诗人”或“文人”的期许过高的缘故吧。“七·七”以后，我的思想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就是深恶痛绝吟风弄月、无病而呻吟的所谓“文人”或“诗人”。国难时期，种种不堪，文人是不能卸其责的。我还坚信，没有民族意识的文学家永远不会在中国历史上占一席地位。

夜已深，湖滨分外幽静，周记者起身告辞。贺孔才见这位记者的目光又转向那块“无逸”匾额，即说道：“逸豫可以亡身，忧劳可以兴国。我们用这两句话共勉。”“这也是"无逸’二字的含义吧，贺先生。”“正是！”